一个乡建80后的自白
编者按：情人节前夕，我们与大家分享了《一个乡建家庭的故事》。乡建路上，不仅有真挚的爱，也充满酸甜苦辣，更需要持续前行所需要的总结与反思。现再与大家分享该文的姐妹篇，同时选配珍贵图片，向小毛驴的故乡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发源地——河北定县翟城村致敬！原文曾以《乡村与我们——80后实践札记》为题发表于《天涯》2014年第6期。
一个乡建80后的自白
文/潘家恩
一、从城市看农村
就我个人来说，乡村建设始于大二的某个夜晚。
当是恰值新千年前后，全社会都在分享着千禧年的狂欢与期待。作为“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学校园，一方面，与正处在产业化转轨的其他高校一样，考研、四级、校园恋爱无疑成为大学生们的真正主旋律；但另一方面，“三农”问题和社会矛盾又是如此严峻，每寸空气似乎都充满着忧虑、愤怒、焦急与热切。既然高考时就已铁心报考农大，我一入学就带着无比的热情与对现代大学的浪漫想象加入一个有着鲜明立场与历史传统的支农学生社团。
与很多新加入“支农”社团的朋友们一样——一夜之间，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孤独，来自全国各地似乎怀着相似理想与经历的我们走在一起，“抱团取暖”所带来的热度与相见恨晚的感觉让我们十分的兴奋！海阔天空、秉烛夜谈、通宵达旦那是常有的事。刚从十多年应试教育牛角尖中钻出来，最让我们发自内心并全身心投入的，与其说是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有多深刻，不如说是对青年人奔放理想的一种必要安置。因此，氛围对我们来说更为关键。在这里，虽然我们做不了什么，但至少可以尝试去关心，虽然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且在实践中幼稚可笑和破绽百出，但激情、对现实大胆的评论与尝试介入的热度，似乎已成为对无聊大学生活巨大同化力量的有效防御。
自然，在周围同学、室友和老师眼里，我们都是离群索居的一群，没能与身边同学打成一片，过于理想……，然而，当离开那个充满“爱情童话”与压抑电玩声的宿舍时，我们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认同与适合的空气。面对那些时髦话语我们可能“土”的掉渣、无言以对，但当回到社团那个狭小办公室，我们却能滔滔不绝的上下五千年，与志同道合者分享自己关于“三农”的理想与梦想、观察和思考；我们可能不“认真学习”，更准确说是“不务正业”，其实是对在“农业”名义和“专业”包装下远离实际及“三农”真正需求的所谓“知识”之厌恶与排斥……虽然与别人眼中的“好学生”无缘，但我们却对另外一些“不入流”的知识充满着无限的热情，我们可以利用所有的假期、抓住一切机会“下乡”，组织“业余农校”、“三农角”，打破院系和年级的限制，拜访“三农”相关师友并组织各种讨论，还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自行车队，到北京的各高校间游学，希望能真正的打开视野，遇到更多的同路人……
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大学生支农队。自2000年以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指导培训过的社团总数超过300家，涉及高校达200所，带动十多万名大学生参与下乡支农支教。
所以，本该痛苦抑郁的我，非但没有，还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些直面冷嘲热讽的韧性与执着。那段时光还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人的动力再大、能力再强、想的再多，在人群中也会被主流所带来的孤独感淹没，要让“怪”的人/想法/做法得以真正存在，只有找到更多的“怪”，这样才可以“见怪不怪”。然而，其同样需要警惕画地为牢与自娱自乐，只有进一步去发现何为“怪”？为何“怪”？才能真正的获得自信、坦然与底气！
今天回过头来，这个“怪”可能类似于那个年代一些学者们所讨论的另类（Alternative），虽然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下，该词似乎更多被时尚小资或标新立异所征用，但对当年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80后来说，这些“别样选择”却联系着乡土和中国、过去与未来。自然，它也只能生长于主流社会之中，才具有及时准确地回应和对抗主流之现实意义。也因此，它必然在主流话语与目光的重围下痛苦的生长，如果没有积极有利的评价坐标、缺乏宽容适合的土壤环境，我们如何能有效免疫于无处不在的虚无与犬儒？如何抵御那温柔美丽的诱惑与收编？
身边不断出现新的“怪人”，也不断有“怪人”恢复“正常”，其本正常，但最令人痛心和唏嘘的是，不久后的“正常人”转身会轻松而又意味深长的将“往事”归为曾经的不成熟，似乎当年自己的各种严肃思考、不含掩饰的清晰立场都只能是某种以供怀旧的“青春旧梦”或劝戒老乡学弟（妹）时“倚老卖老”的话题与资本。我们则在理解其中包括无奈在内复杂情感的同时，逐步看到其背后所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时代脉络：一方面，激发我们如此关注“三农”的是这样的基本环境——那是李昌平代表数亿沉默的大多数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刻，也是无论《黄河边的中国》、《岳村政治》这样的学术著作，还是《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调查报告都热销全国的氛围，还是社会学家眼中“断裂”频现和越来越多人被“马拉松式”改革甩出去的时代。
另一方面，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农村或小城镇，然后到大城市上学的人来说，还意味着：周围充满对“农”不同层面的偏见，既有家人朋友因“受够了”而让我们尽快逃离“苦海”的煞费苦心；也有“城市中心主义”喂养成人的城市大学生对“三农”之低劣歧视与可怜无知；更让我们失望与愤怒则是许多涉农学科都似乎以“学农”为包装和掩护，实则让我们更快更好的“去农”，社会到处还弥漫着以“为农服务”的名义，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坑农”的各色行为。
如此既是当时我们愤怒与无奈的缘由，更是促使自己将乡村建设与别样选择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因。正是那样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让我有了一个接触乡村建设的偶然机会。
那是一个深夜，因为学生社团的工作而不得不到半夜才蹑手蹑脚的回到宿舍，为了不影响室友们的休息，在微弱的手电光下打开一本自费印刷的《告语人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对晏阳初的访谈录），正是那本书带我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既由于那段一直存在但却并未被我们所知的历史，也因为一下子为晏先生所取得的成绩与付出的艰辛而震惊，更重要的是：晏阳初的人生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同样都是从志愿者开始，同样都是通过社会团体以汇聚力量，同样都认为必须回到民间并向平民学习——但如此学习又非知识原罪式的自我贬低与简单浪漫的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包括对自我、知识、教育等在内多层次反思基础上，重新调整乡与城、我们与他们、理论和实践等在内各种关系，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困境及背后原因，并终其一生保持着贴地步行的热情、行动力与平和心态。
1930年代晏阳初（前排右九）与中华平教会生计部同仁在定县
正是那本小书开启的另一扇窗将年轻大学生小小的“自觉”与“自负”续入那场虽然充满差异张力、但也绝非后来叙述所再现之辉煌壮阔，却充分体现着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践行精神的百年实践中。它让夹杂反复着困惑与彷徨的我，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奢望于口头与想象中伟大完美的社会改革，而是从当下的反思和手下的改变中去积聚与发现那些零散微弱但却不可轻视的建设力量！
今天回想起来，之所以自己没有像周围的很多80后一样成为流行却多变的“愤青”族，也没有顺着社会运动的主流逻辑、在行动中迷失方向、为行动而行动的另一种愤怒的实践者，而始终坚持着阅读、写作与反思的习惯，这始终离不开乡建前辈给我的某种示范——激情和平和是可以共存，做“小事情”和想“大问题”从来不应矛盾。我们评判甚至厌恶那些躲在象牙塔中自说自话的“知道分子”，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二元对立阴影下的派定位置，虽然“不甘”与“不平”常萦于心，但却没有理由以此打发取消那寻找真正问题并不断回到根本的探寻和努力。
当然，“一本书改变人生”的叙述更应该是神话或故事。前晚的感动和激动很可能轻易的被今天的现实与身边依然如故的目光所教育，但那些启示却像一颗种子，还是让我较为从容的在思考中校正自己的起点与未来方向。
剩下的大学几年，很幸运的认识了温铁军老师、刘健芝老师、刘老石、邱建生等同仁，加入了更为广泛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特别是初期的酝酿阶段，期间帮助《中国改革（农村版）》搞过发行，接待过上访农民，参加过2003年1月就开始的各种乡建培训班。
2003年寒假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班，前排左二为刘老石，左九为邱建生，三排右九为温铁军。
今天回过头还发现：虽然从小生活在南方小镇，但真正认真思考“三农”问题却是在到了城市之后；虽然至今仍然不掩饰自己对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略带厌恶的陌生，但真正打开我们事业起点却也是在城市。与其说那里拥有更为方便的交际空间与资讯，不如说，正是如此鲜明对比与差距才让自己心中“平等、公义、劳动光荣”等抽象观念在现实刺激下显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始终是一个“回首”和“反观”的实践。也正因于此，乡村建设从来就不是建设乡村，自然不应拘泥于参与对象与发生场域上所做的假设或规定。
透过乡村建设，我们或许更清楚的看到裹挟于百年激进思潮与实践中的“三农”。表面自主与众声喧哗，实际却是无言和失语。即使我们很多人来自农村，从小生活在农村，那又怎样？可能从小就开始以远离村庄和土地为最高奋斗目标；可能我们的老师会说并且教会我们说流利的英语、但却不会讲我们更熟悉的方言更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我们的生活；可能那些城乡一样化的教材读物让城里的阳光照射进我们单调匮乏的生活，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身边90%的同伴只能是永远的“陪读”、为何从童年时代就满怀期待种下的“城市梦”，收获的却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N连跳”与电视屏幕上矿难厂灾中冷冰冰的数字……
我们可能更加努力，但那是为了对农村生活的逃避与生我养我村庄的逃离；我们可能也有梦想，但那梦想却常常建立在只能是梦想的现实基础上；我们来自乡村，但却不属于乡村，甚至不再有少年“闰土”般的无邪与快乐；我们的生活经验背靠乡村，但我们的想象图景和思维立场却与城市无异。
然而尴尬的是，我们熟悉并陌生的乡村毕竟也不是那些“吸废气、喝污水、挤地铁”现代城市一族疲倦之后“农夫、山泉、有点田”般的牧歌想象，日益增多的乡人癌症病例告诉我们在资本和污染携手下乡的高歌猛进中，所谓“净土”岂非自欺欺人？在电视广告的轰炸与以消费论英雄的文化霸权影响下，外表宁静的传统村落也处处弥漫着不甘寂寞的骚动，“乡村”似乎真的只能成为现代都市人的遥远“乡愁”，更几乎成为遮蔽那块土地主人们真正触摸并理解乡土的朦胧面纱。
某种意义上，在那个阶段，我基本上是并且只能是从城市回望农村，虽然急切但却遥远，一遍遍的“下乡”似乎满足了自己“他乡也是故乡”的弥补心理，对着偌大的中国地图，已经在超过一半的省份留下自己浅浅的足迹，但也同样积累了更为虚空的内心与抽象的概念。“眼”高了，可“手”在哪里？青春所特有的“个人英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自信与勇气，然后也迅速的被另一个“自我”所厌恶和怀疑：然后呢？
二、在乡村看我们
2003年，“非典”的到来让我们史无前例的躲过毕业答辩，各种骚动却弥漫于整个校园。似乎大家都“看透”了人生与死生，然后更为投入的加入到包含“打牌+杀人游戏+网络游戏”等在内的更大虚幻与狂欢中。危机时刻所带来的严肃思考反而缺席与不再重要。如果弥漫于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犬儒与浮躁依然如故，死亡本身不就是游戏人生的一部分而已？心中如果没有更为丰富的苦难与真正的快乐，被“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填满不再也自然不过？
空荡荡的公交与难得不再堵车的北京交通，让我可以每天骑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往返于学校与实习单位。已经可以留下来的这家部级直属单位还是让我厌倦，我逐渐明白为何那么多富有才华、想象力与社会理想的个体会变成当初自己都鄙视的官僚。
2003年7月19日，参加了心仪已久的晏阳初乡建学院揭牌仪式，既由于它位于定州翟城村这样一个历史乡村建设的发源地，更因长久以来那就是大家心中的共同期待——我们需要一个扎根农村以接续乡建薪火的实践平台。回京后没几天，我很自然的辞职了，在行动援助的支持下，作为乡建学院理事单位的派驻代表，和《中国改革》的邱建生及香港CSD的袁小仙一起，开始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2003年7月19日，温老师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仪式上
说是已经揭牌成立，那不过是处于实践一线的人们在现实压力中形成的策略选择与办事风格——我们需要关注，如此才有可能带来最为缺乏的支持与存在感。而各种工作基本上还是完全的空白，大队人马与热闹散尽后，留下了无数的期待、部分的赞赏与更大的压力。
开始时，我们三个人都还只是兼职，最早是邱建生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朱小娥搬到村里，开始了最为艰苦的开拓——那是一座建于50年代并已废弃多年的老乡村中学，破败漏风的窗户、不稳定的电压、特别是第一个没钱买煤的冬天……根本就不是媒体报道中的明亮光彩与华丽开篇，名人晏阳初与乡建当代复兴的光环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实质的温暖，有的恰是更多“不冷眼”的旁观与遥远多情的期待。虽然如此，热情的村民和至今依然被我们铭记于心的师友和志愿者们给予了“雪中送炭”的帮助，让我们走过了创业的艰难。
破败的教室
台湾谢英俊建筑师和志愿者们一起盖生态厕所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利用假期参与学院建设
最初阶段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主要办公地点，往返与北京和翟城，到了2004年3月，我和小仙都感觉这样远程参与远远不够，所以也决定搬家了，先是“人”搬，然后就是让我最痛苦的三大架书籍，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一本本一箱箱的分批次落户，最后就是铁路托运那辆大学里骑了三年的二手自行车。
如此搬家，既让我十分深刻的从物质层面上了解到“北京—定州—翟城村”这样三级空间在交通等硬件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异，更让自己经常性的在半天内从一个能够举办“奢华奥运”的骄傲时空迅速切换到T型台的幕后或豪华大餐的后厨——广泛、普通又多样的村庄。我也更加体会到当年的“大海归”晏阳初先生及平教会“洋博士”们举家迁往定县，是需要多大的决心与勇气。
开始到村里生活了，才发现那只是“走近”农村，远非“走进”农村。大学社团里滔滔不绝的“三农”理论在现实面前是如此的苍白、狭隘与花拳绣腿。原来在读晏先生等人谈乡建的经验文章，表面上似乎都懂，既没有艰深的理论，也不需要过多的立场调整，然而当真正面对那些乡土社会中鲜活多样的经验与问题时，从概念与主流逻辑出发的处理却多显失效和无当。如果说搬到定县有什么最为直接的冲击，那无疑是态度和观念上的，饱含热度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让我们收起“削足适履”式验证，不管什么理论什么经验，在这里都要求先通通放下，进而回到理论和理念的原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敏感于来自底层和细节的微言大义，清醒意识到：“农民”不该只是我们想象中被动的“对象”，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着喜怒哀乐；“农村”也不应成为新的普适尺码或“一村一模式”的简单分类，每个村庄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与成百上千的独特生命故事，我们才来多久？怎敢自以为是的以为理解并试图改变？处处留心，不仅需要“发现”村庄贫富和差异背后的权利关系，还需要去“发现”一个与传媒及书本不同的丰富与饱满——虽然比起城市白领来说，村民可能收入低的多，但他们竟也是我们的最初资助者和志愿者，经历过毛时代50多岁的大娘乒乓球打的竟然比80后年轻大学生好，村民为了学电脑可以是如此热情——没有电脑，竟然在自己手绘的纸键盘秉烛练习……
载着孩子来听课，农民朋友们的学习热情深深打动了我们
村里有各种各样的能人，在学院“大棚式”生态礼堂举办的村民乒乓球赛
如此“发现”，不是传媒小报式的猎奇，也非义正辞严的学术“贩卖”，而是让我们把脑中抽象的概念与肩头唬人的理念暂时放下，更为自觉的“走近”他们，同时保持自知之明与自我警惕——从“下”乡的那刻起，我们不可能真的是他们。只有这样，才可能不再“天真”，不再用或冰冷或浪漫的语言来包装他们，不再将他们凝固在那里，以学术的“逻辑严密”与“客观中立”为名义，对他们进行写生般的叙述与加工；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乡建“原教旨主义”所可能产生的路径依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理解了陶行知说“创我者生，仿我者死！”时的良苦用心与意味深长。
在大学阶段，虽然知道乡建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也窃以为乡村建设，就是按照“定县模式”所铺陈的各个方面，合起来便是整个乡建。到了现场，发现乡建既不该是“杂货铺”，也不能是“好人好事”，每一个具体实践的背后都联系着百年中国历史中乡村的无奈处境与位置，同时内含着所谓“乡村未被建设”的困难抑或理由种种。
对于我自己，“笼鸟归林”所带来短暂兴奋之后却是持久的尴尬！北京和农业大学接受过的现代专业教育不可避免的给了我某种开初的优越与荣耀。然而这里就是乡村，无需再长篇大论的推销“三农”危机与抽象概念，自己却扎扎实实的不会种地，虽然在家理应有这样的机会，但和无数来自乡村的同龄人一样，“农活”因只是未来没出息“差学生”的预备职业，既无需我们染指，也已在家人努力为让我们具有和城市一样好的读书条件和时间保证而做出补偿中代劳了。因此，就在为中年闰土悲凉感慨的读书声中，我们已经再也无法感同身受少年闰土在西瓜地里的活力与艰辛。虽然在号称“农大”的环境呆了四年，但彼此学科的隔膜让我只能远观农学相关专业同学下地；虽然当了几年“三农”社团负责人，我们对学生领袖的成规与想象让我似乎只是多了一些组织活动的经验与“黑板养猪”式技巧建议，它甚至让我变得毫不羞愧的不懂装懂，因为每次下乡都不需要太久，也非自己的家乡或熟悉的地方，我们已经收获了见识和调查报告，激情和热情也已得到充分挥洒……
面对着类似的尴尬、自责与自我怀疑。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团队，一群80后在分享相似困惑与问题时互相帮助，在优势互补中蹒跚前行，而纯朴的村民给了我们最为珍贵的耐心与宽容。
乡村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也让这些80后工作者成为这个农民培训学校的第一批“真正”学员。现在回过头去，还可以回味起诸多当时没有注意可却意味深长的东西：比如从村老人口中得出翟城原来街道的名称不是现在的“东、西、南、北”实用叫法，而是充满儒家意味的“仁、义、礼、智、信”；可以从社会学和文化意义上解读的快乐乡亲们集体做手工月饼场景……翟城村不仅至今成为经常的梦境所在，它还不知觉的成为我今天看问题视角的某种参照与资源。
而乡建学院的工作，仍然充满艰辛与希望的逐步开展着：农民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交流营、生态农业、生态建筑、翟城及全国各地的乡村试验区、隔三差五接待怀有不同目的的来访者和媒体……但人群散去，校园安静下来，呆呆着注视着那些见证着一个村庄半世纪历史记忆的树木与瓦块，我忽然想到：乡建学院难道不也是中国时下热闹无比“三农”的缩影？它不断在镁光灯下被聚焦，但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弱弱发出不那么合拍可却来自土地的呼吸声，也会不断被滔滔不绝的主流声浪所淹没与替换。别人期待着一个小小的民间乡村学院去载起“三农”，正如我们同样“恨铁不成钢”的期待与焦虑着农民的“善分不善合”与乡村景象的“有碍观瞻”。为何我们都同样分享着如此相似的前提判断与提问方式？为何我们的内心总隐含着经由“别人/别处”的努力或自我修复以减少自己内心不安与道德包袱的逻辑？
2007年春节刚贴上春联的生态厕所
具有乡土特色的垃圾分类系统
简陋的校园，艰巨的使命
“活着，就是胜利！”这句略显悲情的话，既是我们当年“自嘲式”的玩笑，也是所处困境与状态的某种缩影。我们不该道德自恋，也无需悲壮自怜。但我们却仍可通过这句话来理解强大主流及犬儒意识形态笼罩下，尝试跳出二元对立之改良实践本身的艰辛。在那难忘的三年多时间里，从翟城村偶尔进城的我们，真的很“土”，不管是留洋“海归”、还是地道香港同胞，穿着13元一双赶集时买的大棉鞋，手里经常还拎着自己地里产的农产品，每次进人民大学都要被保安不断盘查……可是，我们也没觉得什么不妥，并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老乡们进城的待遇。
然而，有一次到北京开会，却让我们忽然震住了——当看到不管是在寂静的郊区还是繁华的城区，北京的路灯和各种没有必要的灯都开得一样夺目，我们终于明白怎么这段时间村里老停电，连最最重要的浇地用电都要限制，村民大叔们常半夜就爬起来排队等水浇地，老乡们视之为常态，我们也都已被迫习惯了如此现实。只是心里常想，为何都有了包括三峡等在内的世界级超巨型水电工程，还是这样？
如果说首都是“心脏”，河北就是“胸膛”，似乎胸膛的义务责任和存在意义更多体现在对心脏的保护上。原来，我们的发展永远是需要有“优先序”和“牺牲者”的，城乡二元也绝非户口制度或人大代表比例差异这样的象征，它是如此的具体与日常、普遍却司空见惯。如果这样，乡村建设的真正展开是否可能在不对“城市”以反思节制的前提下进行？部分学者或乡村社区组织所向往的城乡分割互不侵犯的理论设想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正是在如此现实的体认面前，我们开始明白梁先生为何说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乡村建设既不该让农村成为金融资本过剩状态下城市资本与危机的“避难所”，也不应让乡村画地为牢的成为城市“有闲阶级”毫无反思与改变努力的美丽乡愁，或者现代化的某种另类修辞与道德姿态。
于是，我们开始酝酿“进城”，既为组织起来的农民和按照生态化生产的产品找市场，也是以积极的心态探索实践“城乡互助”的新开始——当然需要反思城市，但并非因其具有天然或本质的“原罪”，因为城市本身也是多样的，在生存形态上和乡村同样古老，更为关键的恰是进入复杂脉络，讨论现代都市包括不可持续等困境在内的现实及原因，如此建设性的反思才可能寻找并结合更多来自城市的资源与力量，进而打开更大的实践与想象空间。事实上，团队近年来以兰考南马庄“购米包地”（2006）和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2008）为起点且持续至今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
2006年10月1日，何慧丽老师（右一）带领北京市民前往兰考的城乡互助第一团来南马庄看自己包种的稻田。进一步推动“购米包地”的本土化创新与“城乡互动”的实质性展开。
创办于2008年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入口
在乡村的工作和生活，因为脚踩大地，心中虽有对现实的不满与怨气，但我们还是较容易让自己的心态恢复平和。土地、自然和身边无数普通的劳动者们影响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多元与丰富，他们的活力与坚韧、不甘与乐观。更让我学会谦卑，努力挑战学生社团中形成的张狂与高调，在让激情淬火中尝试让自己也坚韧起来。
今天想起来，我和我那些80后的同仁们是幸运的！就在我们还带着无数美好的社会理想、激情有余但却“两手空空”，满脑充满着不乏空洞但也断不可简单轻视之美好愿望的时候。有那样一个时空和不算坚固的“围墙”做缓冲，既让我们逐步放下无数来自书本与主流的概念结论，同时又有空间让我们在反省修正中自觉成长与调整姿态，而不像更多同龄人一样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因太大落差而“缴械投降”，如此充满“无奈”的结局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可谓随处可见——“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当我们的社会和“成熟”的人们可以很轻松的去命名指责这些80后们“秀才下乡”时，我不想辩护，辩护无疑只会落入对方的逻辑而让严肃的讨论被消解或替代。我只想说，当这个社会连“秀才”都“下乡”，或连这样一种越界的“补位”仍然需要被挖苦和嘲笑时，我们的“社会/环境”怎么了？就像我们在实践生态农业中所认识到的基本原理：健康的土地=健康的植物=健康的食物=健康的人。当我们为人的健康和食物的安全而忧心忡忡时，有多少人真正认真的关心过食物来源与土壤状况？如果我们承认需要“育苗”和“脱毒”，请我们大家共同的来改进“土壤”——培育一个可以被寄托以过多期待的沃土。
2007年5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团队离开翟城村前合影，蹲坐者左一为严晓辉，左二为袁清华，右一为黄志友；站立者左三为广州沃土工坊负责人郝冠辉，蹲坐者右四为重庆打平伙社区食堂创办人之一宋俊维。
三、纠结的时代，多样的80后
如果说在上一个“从城市看农村”阶段，虽然“满口皆农”，但却毫不知觉地将“农”陌生化了——我们叙述它、研究它、包装它、甚至依赖它以建立“职业化”自身的各类资本进而成就学术地位，然而它仍然只是或近或远不断化约的“对象”。所谓“乡村建设”同样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自己实际上始终无法真正进入，《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1936）读了多少次就是读不下去，非因著作本身的难度，而是由于内在于既定认识与框架之中的彼此之我，同样坚信并分享着“成王败寇”的强者逻辑与胜者认同。无论梁漱溟还是晏阳初，当他们一开口，八十年后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失败”的结局，既然这样，何必认真？
而到了“在乡村看我们”阶段，乡村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调整自己眼光或坐标的机会，正是延续着前辈的足迹，踏上了翟城村的那片热土，既让我能够近距离体认到“三农”的真正危机与农民无言的艰辛，也让我看到土地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虽然外来者的身份断难真正逾越，但我们却可以选择一个共同生活者的姿态去体认普通乡亲们的喜乐哀伤，去理解他们的无奈与不甘，坚韧与坚强，并在冲突与矛盾中重建源自乡土的敏感，以此挑战长期以来的盲点与偏颇，进而反观那个虽然同样来自乡土但却已然作为现代社会“产物/产品”并不断面临再次“被回收”张力的自己。
说到这里，似乎都只关乎个人，或者算是一些偶然的断片。然而我只是始于2000年一直持续至今成千上万支农大学生和乡村建设实践者的一滴水，更多或曲折或平实的故事，或欢笑或泪水的经验其实一直都并行于我们的眼光与世界。对于这群同样成长于80年代的我们来说，与其说是对现代教育或主流价值观的反叛，不如说正是现实实践的显影与反证，让90年代以来狂飙突进的各种（农业/教育……）产业化和全面都市化主流意识形态日益虚幻与失效。想想自己与乡村建设结缘并一路至今，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股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乡建梦，它就像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在实践的田园梦，只是我幸运且及时的唤醒了它。
说到时代，不论大小，其实从来都是交错在一起并内在于我们。就像我这学期《乡村与现代》课程的学生，刚刚进而大学的他们充满着质朴与青涩，在期末作业中这样写道“乡村，一个渐行渐远的名词，一个学期对乡村的探讨，乡村在我脑中的轮廓是没落但淳朴，是炊烟与黑烟交织的”。不管悲观还是乐观、接受还是反抗，时代就像同学笔下分不开的“炊烟”和“黑烟”，断不可简单的割裂和局部的强调。
这个时代是“娱乐至死”的时代，但它也是“蜗居”、“蚁族”、“屌丝”与“富二代”、“拼爹”、“土豪”共舞进而真切有效的挑战曾经坚信“知识改变命运”80后“农二代”“中产/城市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多少算够”的时代，但它也是三聚氰胺事件开启食品危机恶性事件此起彼伏及PM2.5来袭、首堵（都）之城、“东方之猪（黄浦江飘猪）”等现状撼动70后都市白领与中产们优越感与尊严身段，以致出现市民下乡、都市农夫等“逆城市化”端倪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断的自圆其说，但这个时代也不断的捉襟见肘与裂隙丛生。
对于成长并经验于如此纠结时代的“80后”，当然不能也不该傲慢焦虑的一言以蔽之。“后革命”与独生子女一代是我们的天然胎记，改革话语、功利至上与个人主义是我们的成长氛围，各种官方说法和现实许诺的失效与失落也是我们的精神成年礼。
于是，这个世界上既有愤怒的80后，也有坐言起行的80后；既有在地震后被寻宝般发现和“出土”的80后，也有一直默默无闻负重潜行的80后；既有拜金和消费至上的80后，也有甘愿以乡土为底色的80后；既有抵抗姿态或假面的80后，也有尝试“全球视野、在地行动”的80后；既有梦碎和失落的80后，也有以实践和行动超越“梦”的80后……
当然不能说哪个80后才是真身，他（她）们从来就存在，也从来都没有单独的存在过，真正无效且掩耳盗铃的，其实是我们或拙劣或高明的削足适履式的定型化论述。
作者简介：
潘家恩：80后，自2001年参与当代乡村建设至今，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执行董事，参与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现任教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